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逐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热烈讨论。许多学者开始探讨几个重要问题：
1. 为什么中国在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期间没有跟上全球的步伐？
2.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涌现出先进的科技发明和创新？
3. 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国内学者最先提出的，而是首先在外国引发了热议。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对中国的独特观察使得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
“中国古代曾有辉煌的技术和艺术成就，但在近代的文明进程中，却缺乏重要的科技贡献，这是全球文明史中的一大遗憾。”
李约瑟将自己的这些观点写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详细记录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历程。你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可能在批评中国，但实际上，这本书是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家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且背景深厚，得到了官方认可。因此，李约瑟的观点并不是完全负面评价，而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相对滞后的反思。
随着这本书的出版，关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科学领域落后？”的讨论广泛展开。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这个问题统称为“李约瑟之谜”。至今，学术界每年都有大量与“李约瑟之谜”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
虽然我不具备能力深入探讨这个复杂的学术谜题，但基于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我认为可以从一些历史的角落中找到一些线索，来简单分析这个问题。这个“角落”，就是清代的“西医污名化运动”。
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不仅传教，还带来了西方的医学知识。最初，西医在中国本有机会扎根并发展，但因为一次“中西文化礼仪之争”而未能如愿。这场文化冲突的结果，就是中国民众对西医的误解与排斥。
清代时期，欧洲的传教士们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除了传播宗教，还通过做慈善和治疗疾病来获得信任。特别是在贫苦的底层社会，很多人因为贫困和疾病而选择接受传教士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西医和中医有着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法，很多中国百姓初见西医时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些人认为它是“邪恶的”。
在那时，普通百姓没有微信群等传播手段，信息主要通过“揭帖”——类似大字报的形式传播。很多人把西医和教会污蔑成对中国人民的威胁，制作揭帖到处张贴，甚至煽动人们去教堂闹事。举个例子，有的揭帖中说教会的神父给人施用迷药，或者进行荒谬的“肆意手术”，其中对西医的攻击尤为恶毒。这种情绪在清中期特别严重，导致了中国底层社会对西方的文化、技术甚至医学产生了深刻的排斥。
魏源是清朝中期的一个重要学者，他虽然比较开放，但在他的《海国图志》中，依然把西医看作“奇技淫巧”。他甚至将西医的解剖学比作“采生折割”，这种做法本是中国古代一种残忍的巫术，魏源认为西医的解剖和这种巫术有相似之处。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葡萄牙传教士阿尔梅达在16世纪中期将西医带到日本，而日本大友晴英接受西医并加以本土化发展，最终形成了“南蛮医学”及其演变出的现代医学体系。到了明治维新，日本废除了汉方医（中医）并确立了以西医为主的医疗体系。仅仅50年后，日本的平均寿命达到54岁，比同期的中国高出17岁。
然而，西医在日本的成功背后，源于早期的开放态度，而在中国，西医却遭遇了严重的污名化，阻碍了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这个污名化运动不仅影响了医学领域，还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归根结底，解决“李约瑟之谜”不仅仅是看过去的历史或简单归因为“保守”或者“愚昧”。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中国在面对外来技术、文化和理念时，是否足够开放、宽容。如果我们固守传统、坚持认为过去的积淀一定是最优秀的，那么我们就会排斥任何与之不同的事物，最终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今天，我们看待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完全抵触和排斥，但我们也应避免陷入历史上的陷阱。中国应该不断保持开放的心态，以避免再次走入“李约瑟之谜”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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